纳瓦尔在《Modern Wisdom》的播客对话中，将人生游戏清晰划分为地位游戏与财富游戏两类，其中地位游戏以比较、排序、优胜劣汰为核心规则，头衔、社交圈层、外在的“成功”表象成为衡量标准，也成为了大多数人焦虑的根源。
人们即便付出诸多努力，却始终身处永远有人更靠前的排行榜中，这种持续内耗的本质，正如纳瓦尔所言：一旦陷入与他人的比较，便已踏入这场“地位游戏”的致命毒局。因为地位体系从设计之初就并非为个体满足而存在，它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唯一的作用就是不断制造下一轮竞争，让参与者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宁。
美国知名经济社会学家托比·斯图尔特，从博士论文阶段便深耕社会等级体系研究，致力于拆解其运作的“黑箱”，其新作《地位游戏》中提出了与纳瓦尔高度契合的观点：在赢家通吃的社会环境中，地位本身就是资源分配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的能力、努力与最终成果之间并非直接对应，而是要经过身份、背书与关联度的层层过滤与放大，这也让地位的获取与提升，成为了一场充满复杂潜规则的社会游戏。
在现代社会中，奖项、排名和背书构成了地位游戏的核心运作载体，它们以不同形式扮演着“施膏者”的角色，参与社会地位的分配与流转，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选择。尽管专业评论家在引导大众消费选择方面作用巨大，但并非唯一的“施膏者”，普利策奖、奥斯卡奖、诺贝尔奖等各类奖项和荣誉，在建立关于品质的文化共识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能让人们更快决定应将注意力投向何处。
授予奖项的做法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盛行，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文学院与1816年成立的法兰西艺术院，便是早期践行者，而从那以后，奖项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作家戈尔·维达尔曾打趣道，美国的“奖项比作家还多”，这一说法也从侧面印证了奖项在现代社会的泛滥程度。
但奖项的存在并非全然正向，其在彰显个体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扭曲历史的潜在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珍妮弗·杜德纳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因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被共同认可为研发者并斩获顶级奖项，然而这项可能彻底改变多种遗传病治疗方式的技术，并非由两人独立完成。
该领域研究者表示，十余年间，一群科研人员做出了诸多基础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才最终促成了CRISPR技术的诞生。但诺贝尔奖、科学突破奖这类最具声望的奖项，受限于评选规则每次只能颁给少数几个人，这就使得众多贡献不相上下的研究者被埋没，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中，华莱士的贡献也曾因类似原因从集体记忆中消失，奖项的公正性与全面性也因此受到挑战。
面对各类奖项，不同人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珍珠酱乐队的主唱埃迪·维德就是典型的反例，他在格莱美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感言极为敷衍：“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什么意义都没有。我就是这么想的。”但维德的观点终究只是少数派，奖项之所以能持续存在且数量不断增加，核心原因在于其承载着强大的社会功能——传递地位信息，且奖项的声望越高，信息传递的范围就越广，影响力也越强。
获得奖项，不仅是对个人卓越成就的认可，更是对这种卓越的公开宣告，即便获奖者的表现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般出众，这种“受膏”效应依然存在。“受膏”的本质，是得到备受尊崇之人的公开认可，而知名奖项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这类德高望重者。
一旦获得金球奖、全英音乐奖、布克奖、普利策奖或金棕榈奖这类引人注目的认可，获奖者的地位便会发生质的变化：此前，他们与其他水平相当的同行并无显著差别；获得认可后，便会凌驾于参照群体之上，收获更高的关注度和全新的声望。而公众对获奖者社会地位认知的这种显著变化，会为其带来实实在在的新机遇：格莱美奖得主会收到更多演出邀约，奥斯卡奖得主此前的冷门电影也会迎来观影热潮。
这些极具声望的奖项为获奖者的履历增色不少，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创作生涯，更直接影响了其经济轨迹。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奖项的作用远不止于宣扬获奖者的成就。它固然能激励人们努力表现，毕竟人人都有获奖的渴望，但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身价值的欲望。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提出的经典理论，精准解释了这一现象：当人们无法通过客观的、非社会性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能力时，往往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满足自我评估的需求。
文化产品的创作者为奖项展开竞争便不足为奇，因为评选委员会在筛选和排序候选人的过程中，会提供每个人成就相对地位的明确信息；而作为对此感兴趣的公众，我们之所以关注奖项，是因为人类天生痴迷于精英群体，能通过他人成就的比较获得间接的心理满足。谁最有才华？谁速度最快？谁最富有？谁最聪明？我们对这类关于优劣排序的问题永远乐此不疲，这份好奇也成为了人们追逐排名、关注奖项的重要心理动因。
人类相互比较的欲望，进一步催生了对各种排名的集体痴迷，排名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地位游戏的另一重要载体。这类例子不胜枚举：Glassdoor给雇主排名，《新闻周刊》给医院排名，《金融时报》为投资银行排名，猫途鹰为酒店和餐厅排名，《人物》杂志的排名几乎覆盖各类人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成为学生和家长的重要参考；高中、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会为学生排名，《纽约时报》为畅销书和各类最佳产品排名，社会保障局为婴儿名字的受欢迎程度排名，《福布斯》为亿万富豪排名，各类社群还会为职业划分等级，比较医生与护士、护士与电工的地位差异。
我们甚至会根据城市的规模、污染程度、生活成本、生活质量为其排名，就连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次数都能成为排名依据；运动员的排名，则依托着各种看似奇奇怪怪的统计数据。谷歌搜索结果本身就是大型网页排名算法的产物，而谷歌用户最喜欢提出的请求，就是获取各类“最佳”排名，这一切都印证了人类对排名的极致喜爱。
和奖项一样，排名通过将某些文化创作者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标记为相对他人他物而言的“最佳”，完成对其的“施膏”，赋予其更高的社会地位。同时，由于“另一条不确定性原理”的存在，在缺乏客观评判标准的领域，排名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快速简便的捷径，成为人们判断价值、认知地位的重要工具。
背书的作用与奖项、排名异曲同工，只不过此时的“施膏者”，是已然获得“受膏”的个人或实体，而非专业评论家或奖项评审委员会。爵士乐传奇歌手埃拉·菲茨杰拉德的经历，便是背书力量的经典例证。20世纪50年代，对于一位身材“丰满”的黑人女性而言，即便菲茨杰拉德的歌声堪称传奇，仅凭才华也不足以让她登上最知名场馆的舞台，她曾坦言：“我知道自己在爵士俱乐部演出能赚不少钱，但我真希望能在那些高档场所表演一次。”
她的愿望最终因玛丽莲·梦露的助力得以实现。梦露是菲茨杰拉德的铁杆粉丝，曾花大量时间聆听她的唱片，1954年两人在洛杉矶相识后，便结下了终身友谊。当梦露得知菲茨杰拉德没能在洛杉矶著名夜总会“莫坎博”获得演出机会时，便向夜总会老板提出条件：若能邀请菲茨杰拉德演出，自己每晚都会坐在前排。1955年3月，菲茨杰拉德在这家俱乐部连续演出了两周，她的事业也从此一飞冲天，成功跻身高端演出市场。
这个案例清晰地证明，人类的社会地位，既取决于自身的成就和先天特质，又远不止于此。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不仅与成就、出身相关，更取决于我们所结交的人——那些庇佑我们的“影子”，以及愿意向我们伸出援手的“手”。
这一逻辑在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一位图书代理商在选择签约作家时会十分挑剔，因为旗下作家的知名度与自己的声誉息息相关，拥有著名作家，就是对其能力的一种隐性或显性认可，是一种“受膏”；而对于一位崭露头角的作家而言，若能由知名代理商代理，便能获得重要发展助力，这种合作关系的公之于众，本身就是一份宝贵的背书。
出版商还会进一步将这位作家在地位层级中推得更高，帮助联系知名人士在其书的护封上撰写溢美之词，这些评论带来的地位提升，与菲茨杰拉德因梦露的关联而获得的助力如出一辙。
当我们审视评论家、奖项、排名与背书这些所有“施膏”的力量时，会发现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现象：让地位“流动”起来。无论是大学与学生、画廊与艺术家，还是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一种双向的地位赋予关系始终在发挥作用：声望卓著的机构会将自身地位赋予其成员，而具有声望的成员，同样会为机构提升地位。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声誉源于一个由“映射地位”构成的复杂网络，你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你所认识的且会公开支持或认可你的多方参与者；而如果你在社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足够高，你也会拥有提升他人地位的力量。个体或机构之间存在关联这一简单事实，便使得这些参与者能够将彼此的地位映射给对方。
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会因母校的显赫名声而获得天然助力，奖项得主会沐浴在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光环之下。而随着这些毕业生和获奖者在各自领域不断发展、取得成就，他们又会将自己的认可延伸到其他个体与机构身上；当这些被认可者绽放光彩时，又会将地位映射回最初助力他们成名的大学和评审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尊重与认可构成的共生循环，周而复始、不断运转，成为地位流动的核心逻辑。
与地位高的人或机构搭上关系，其作用远不止提升一位崭露头角者的声誉，当这类关联达到一定数量时，它们还能抬高那些不为人所知或不受重视的创新实践或技术的身价。新的社会趋势、文化运动、消费热点，乃至科技领域的探索，都不会凭空获得发展动力，挑战现状的创新事物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让公众相信它们值得关注，并争取到一群忠实的追随者。
而这一切都需要可信度，这种可信度主要源自一个渠道：那些已然拥有可信度的主体所给出的有力背书，比特币的发展历程，便是这一逻辑的完美印证。
如今，数百万消费者持有或交易比特币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截至相关研究撰写时，拥有一枚比特币的“特权”需花费约10.5万美元，尽管大多数比特币持有者或许都无法说清区块链的实际运作原理。但回溯到2009—2010年，也就是这种所谓“数字黄金”的早期阶段，情况却截然不同：当时比特币的购买成本低廉，且被视为边缘事物或可疑资产，其主要使用者是那些想要买卖毒品、策划雇凶杀人的不法之徒。
他们会打开使用“洋葱协议”加密传输数据的Tor浏览器，登录暗网，进入“丝绸之路”或“阿尔法湾”——这些类似eBay的暗网市场，主要交易非法商品和服务，然后用比特币进行交易，只因这类交易不会被当局追踪到。
当然，这种去中心化、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概念，也吸引了少数更为主流的人群，但大多数人对其视而不见。比特币之所以能跨越鸿沟，成为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普通投资者眼中的合法资产类别，背后是一群知名人士与机构的背书，为其注入了关键的可信度。
这群人中包括身材瘦高、性格和善的委内瑞拉投资人迈耶·“米奇”·马尔卡，以及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他们通过公开宣传比特币并对其进行投资，助力其获得合法性。为反驳“比特币不合法、与实体经济脱节”的说法，蒂尔在2013年将比特币比作美元，他表示：“我们应当把货币看作一种永不破灭的泡沫。比特币或许就拥有成为这种新现象的潜力。”
比特币走向主流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12月：当时，顶尖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的合伙人克里斯·迪克森牵头，为尚处萌芽阶段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Coinbase完成了一轮2500万美元的风险融资。这家知名公司对Coinbase的投资，向硅谷乃至全球释放了明确信号：加密货币已然站稳脚跟，不会昙花一现。
事实上，无论是智能手机、重组DNA、通用人工智能、太空旅行、小行星采矿、元宇宙中的虚拟现实，还是基因编辑，抑或其他任何新技术，每一项成功进入市场的真正突破性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被大多数人质疑的疯狂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技术才逐渐跨越了人们对其可行性的巨大疑虑鸿沟，而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跨越这道鸿沟，正是知名风险投资公司、杰出科学顾问、著名天使投资人，以及科技生态系统中其他资深精英群体的核心业务。
这些参与者不仅是资源提供者，更是“施膏者”：他们将自身声誉赋予新兴技术，此举往往是希望通过这种背书为自己换取经济回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能获得地位回报——若能成为一家开创性公司的早期投资者，便拥有了极大的炫耀资本。这再次印证了一点：地位始终处于流动之中。
那些已经拥有地位的人，掌握着“使他人神圣化”的权力——他们会将这份认可给予那些看似值得拥有地位的人，实现方式便是通过发表一篇好评、颁发一个奖项、给予一次背书或是授予一个高排名等公开形式，对幸运的获得者表示肯定。
地位体系存在一个不可思议、近乎神奇的特点：倘若你拥有地位，你可以将其赋予他人，且自身不会因此失去地位。对于金钱这类资源而言，分享得越多，自身损失就越多；但地位并非如此，事实上，很多时候，将地位赋予他人反而能让你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地位。当极具声望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获奖名单，或是当知名投资人为某个新想法投入资金时，他们自身的地位往往也会因之而水涨船高。
虽然不公平，但现实就是，每个人出生时都会带有某些“先赋特征”，而无论在何种时空背景下，社会都会对这些先天具备的特征赋予不平等的价值权重，总有某种性别、族群、父母职业、种姓或宗教信仰会被视为“更高地位”的象征。
其次，个人优绩也会推动地位的获得——群体往往会将社会认可与更具影响力的职位，授予那些对群体贡献最大的成员。最后，“施膏者”——包括奖项评审委员会、有影响力的评论家、顶尖高校、名人，以及任何群体等级体系中的上层人士——会将自身声望赋予精心挑选的少数“宠儿”，从而推动地位的动态变化。
说到这儿，想必你已经明白，我们并非生活在乌托邦之中。引用《马太福音》中的那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这便是地位游戏最核心的逻辑，而人类之所以痴迷于排名和地位游戏，本质上是源于与生俱来的比较心理，以及社会资源分配背后的现实逻辑。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永无止境的游戏，往往是焦虑和内耗的根源，跳出与他人的比较，或许才是摆脱地位游戏束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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